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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www.chinamaozedong.net/News/200811/707.html

 “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

　　走进常熟《沙家浜》，从芦苇荡深处传来一阵久违了的熟悉京剧唱腔，大概是由于身临其境的缘故，多少年过去了，这次听到这熟悉的京剧唱腔竟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来得亲切，一种怀旧的情绪从心底油然而升，并撩起了我一种从未有过的探究欲望：当年，那三十六位伤病员、还有阿庆嫂、沙奶奶们是如何走出这茫茫的芦苇荡，化为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中那一个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的呢？一同前行的一位新四军老战士告诉我，若要追根朔源的话，《沙家浜》这台戏的源头还出自一首名为《你是游击兵团》的歌曲呢！没想到的是原来这台现代革命文艺史经典之作竟然来自一首革命歌曲，真可谓“一首歌催生一台戏”革命老前辈的话把我的兴致调得老高，而随着了解的深入，更令我没想到的是从一首歌到一台戏，《沙家浜》背后的故事竟也如戏中那般的曲折、动人……

　　从《你是游击兵团》到《芦荡火种》

　　“阳澄湖畔，虞山之麓，三九年的寒冬，三十六个伤兵病员，高举共产党的旗帜，在暗影笼罩的鱼米之乡，流着血啊流着汗……你的威名震撼了江南，你的钢刀刺破了敌人的心房……。”这首由鉴青作词、黄苇谱曲，并经过彭真修改的赞美三十六个伤病员在人民支持下英勇抗战的抗日歌曲《你是游击兵团》创作于1943年。歌中讲述的是1939年叶飞率领的以新四军第六团为主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离开苏常地区后，留下的三十六名伤病员在地方党和群众的支持帮助下，不畏艰苦，重建武装，坚持抗日的斗争事迹。这也是最早歌颂三十六个伤病员英勇事迹的文艺作品。这首歌一经问世，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故事便随之流传开来，并出现在许多文艺作品中。其中，最为详细的要算战地记者崔左夫在新中国成立后写的那篇纪实文学《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斗争纪实》了。据崔左夫回忆：那是1948年11月13日，他在采访淮海战役时，曾是当年三十六个伤病员之一的华野一纵队司令员刘飞指着打扫战场归来，正高唱《你是游击兵团》的一支部队深情地对他说：“这个团的前身是新四军十八旅五十二团，最早的一批战斗骨干是留在阳澄湖畔芦苇荡里的‘江抗’伤病员，他们的经历，以后你还可以写一写呢……。” 尽管由于当时正值解放战争最为激烈之时，崔左夫没有时间去落笔采访，但他记住了刘司令的话。1957年6月，崔左夫专程在苏州、无锡、常熟、太仓等地采访了两个多月时间，写出了纪实文学《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斗争纪实》。也就在这一年7月，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红旗飘飘》杂志社向全军高级干部征集革命回忆录。当时在莫干山养病的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的刘飞接到通知后，当年与其它三十五个伤病员在《沙家浜》养病抗敌斗争的一幕幕往事电影般地在他眼前一一闪过，令他心潮难平，一股强烈的写作欲望撞击着他的心房，于是他抱病口述，由夫人朱一、秘书高松记录整理，写成了长篇回忆录《火种》，这篇回忆录以深情的笔调再现了在敌后坚持斗争的36个新四军伤病员的英雄形象和人民群众与子弟兵的鱼水深情。后来刘飞将《火种》中有关章节取名《阳澄湖畔》相继发表在上海《萌芽》和南京《雨花》文学杂志上。

　　1959年，上海市人民沪剧团团长陈荣兰和编导文牧准备创作一个反映江南新四军艰苦奋斗的现代沪剧，正当他们为找不到合适的选题而烦脑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看到了崔左夫的《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斗争纪实》和刘飞将军写的回忆录《火种》，不禁喜出望外，认为这是一部抗日传奇剧的好素材。于是当即和刘飞取得联系，希望能把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故事搬上沪剧舞台，刘飞对此欣然同意。文牧于是组织人马立即着手剧本的创作，崔左夫的《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斗争纪实》和刘飞的《火种》自然成为他改编的蓝本了。没多久，由上海沪剧团集体创作、文牧执笔的革命现代戏《碧水红旗》诞生了。剧本写成以后，文牧又与陈荣兰一起组成了创作班子。杨文龙为导演、何树柏作曲，在剧中丁是娥演阿庆嫂、解洪元演陈天民，张清演郭建光，石筱英演沙老太，陆敬业演沙七龙，邵滨演刁德一，俞鹿演胡传奎。剧名也从原来的《碧水红旗》改为《芦荡火种》。

　　剧组成立后，为了尽快进入角色，文牧带领剧组成员先是到沙家浜采访新四军老战士及地下工作者，听他们讲述当年三十六个伤病员在人民群众掩护下在芦苇荡中坚持斗争的故事，并与当农民群众进行座谈，认真听取他们对剧本的意见。在军史展览馆里，他们还看到了那张发黄的36个伤病员的名单以及伤病员在战争中用生命夺得的九六式重机枪。走出沙家浜后，在刘飞的介绍下，他们又来到浙江某部与当年七一五团战士们一起生活、练兵，体验解放军的思想感情和气质。此行虽然艰苦，但在三十六个伤病员英雄事迹的感召下，他们却丝毫不觉得累和苦，各自对所演人物也有了较为深切的把握。演阿庆嫂的丁是娥深有感触地说：“只有坚持不断地深入生活，十分注意找寻自已和生活中英雄人物的思想差距，才能找到找准自已与所创作或所扮演的新人物的差距，才能正确地、有深度地塑造新物。”对于编导文牧来说，这次体验同样使他获益非浅，他的创作视野也因此走出了芦苇荡，使得他在创作中将芦苇荡与全国抗日大战场联系在一起，进一步深化了剧作的主题，再加上他一向善于广征博采，充分吸取各方意见，这次改编起来也显得顺手多了。为了避免舞台人物过多会使戏显得零散、不紧凑，文牧根据大家意见将三十六个伤病员入戏时改为十八人，同时将“东来茶馆”改为“春来茶馆”，以体现剧中英雄人物的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至于茶馆主人，大家也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按照实际情况，茶馆老板应是胡广兴，作为党的地下交通员，当年他和侄子胡小龙以开茶馆作掩护进行地下工作。但陈荣兰认为，戏里男角色太多，不如将茶馆老板改为老板娘，这样可以增添很多戏，情节也会因此更加曲折生动些。尽管这一改动对于全剧来说有一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整个剧本都必须重新布局，但文牧感到陈荣兰这个建议不错，便照此进行了修改。甚至对于每一个角色的名字都仔细推敲，使其更符合人物的特征。如老板娘名称原来叫“阿兴嫂”，但后来觉得“嫂”这个音是朝下缩的，当中一个字必须着重有力，而“兴”字则显得太平，于是文牧便又将“兴”字换成了“庆”字，叫起来果然响当当的，重甸有力。事实证明这些改动是很成功的，它使全剧生动了许多，如果《沙家浜》缺少了阿庆嫂那是不可想象的。

　　从1960年首次演出到1963年末，在剧组全体人员的努力下，《芦荡火种》经过三次大的修改，其艺术及思想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成为上海市人民沪剧团在建团十多年来演出的全部剧目中，连续上演时间最长、上座率最高的一个剧目，在戏剧界和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64年1月22日，文化部还特地安排上海人民沪剧团进京演出沪剧《芦荡火种》，刘少奇、李先念、薄一波等国家领导人出席观看，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与剧组演职员一起照像留念，这对全体剧组人员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他们在原有基础上又进行了反复修改，使该剧更加完美。1964年3月5日，革命现代沪剧《芦荡火种》在上海重新上演时，引起了更大的轰动效应，连续演出370场，场场爆满，观众达56万人次，一个剧目由一个剧团连演7个月，这在解放十五年的上海戏曲舞台上还是第一次。当时仅上海，就有不同剧种的九个剧团对《芦》剧进行移植演出，在全国演出《芦》剧的竟有31个剧团之多。《芦荡火种》剧组也被誉为“部队文工团”。主要演员丁是娥、石筱英还被部队授予“五好战士”称号。

　　沪剧《芦荡火种》的成功为后来的京剧《沙家浜》打下了很好的底子，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沪剧《芦荡火种》的成功就没有后来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的辉煌。

从《芦荡火种》到《沙家浜》

　　早在沪剧《芦荡火种》进行复排时，正在上海疗养的江青看了后觉得这出戏很不错，便通过文化部推荐给了北京京剧团，建议将其改编成京剧。1964年，周恩来、乌兰夫、彭真等提出京剧应搞现代戏，并发起全国现代戏会演，江青的推荐正可谓是“适得其时”。北京京剧团很快成立了沪剧《芦荡火种》的改编创作组。创作组由汪曾祺、杨毓珉、肖甲、薛恩厚四人组成。由迟金声任导演，李慕良、陆松龄负责音乐设计。剧中人物阿庆嫂由赵燕侠扮演，郭建光由谭元寿扮演，胡传魁由周和桐扮演，沙奶奶由王梦云扮演、刁德一由一位丑角演员扮演。剧名也从沪剧的《芦荡火种》改为《地下联络员》。

　　经过一番努力，剧组终于完成了《芦》剧的改编。首场演出时，北京市市长彭真、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以及江青等应邀前来观看。或许受到沪剧《芦荡火种》演出太成功的影响，或许是缺少改编经验的缘故，总的说来，改编后的京剧《地下联络员》首场演出并不成功。终场时江青大失所望，一言不发扬长而去，大家心情很是沉重。更让大家感到不安的是，江青回去后还让她的警卫参谋打电话给剧组不要再演这出戏了。正当大家为此感到有些灰心时，彭真市长却满怀信心地鼓励说：“我看这个戏能改好，你们不要泄气。”看到彭真市长那坚定的神情，大家又鼓起了战胜困难的勇气，投入了新一轮的改编之中。剧团领导和编导首先对演员阵容也进行了调整，其中最有力的一着就是将正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电影的著名老生演员马长礼调回饰演刁德一这一重要角色。剧名也从当初《地下联络员》改回为《芦荡火种》。

　　文化部对沪剧《芦荡火种》的改编也是十分重视，并特地请上海人民沪剧团进京演出，以便让大家好好观摩、学习，并安排演员们到北京军区下连队体验生活。通过这一系列的观摩和体验活动，大家如何改编好这出戏有了全新的认识，尤其是找到了京剧传统艺术与现代生活的结合点，为《芦》剧的成功改编奠定了基础。如剧中沙奶奶那段《沙家浜总有一天要解放》在传统唱腔中较多地融进了民歌与地方戏曲因素，很富有时代感。而郭建光在《聚歼》一场戏中在持枪与身边敌人搏斗的同时还甩枪撂到了远处的敌人，这些武打技艺既脱胎于传统京剧武技，又是现代生活真实概括提炼。将京剧传统艺术与现代生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也是现代革命京剧《沙家浜》的成功之处。

　　对于一出戏来说，剧本的好坏对于戏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芦》剧创作组虽然有四人，其中汪曾祺、杨毓珉为专职编剧，肖甲是剧团团长，薛恩厚是剧团党委书记，杨毓珉还同时兼艺术室主任，他们手中都有一摊工作要做。如此一来，实际上剧本改编主要执笔者任务就落在了汪曾祺的身上。他对沪剧与京剧各自特点进行了深入研究，找出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从而对剧本进行了重新定位，即将这出戏的重心放在了“文学性”上，这一重新定位使该剧的故事情节顿时生动了许多，从而为改编后的京剧《芦荡火种》的成功打下了剧本基础。其中最为突出的要算汪曾祺单独完成的堪称全剧精华的第四场戏《智斗》了。在这场戏中，汪曾祺将苏东坡《汲江煎茶》中“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脱化出来，引入剧中，为阿庆嫂和刁德一设计了一段堪称现代京剧台词的经典之作。在剧中，当刁德一抓住阿庆嫂一句“司令常来又常往，我有心背靠大树好乘凉”的台词阴险地唱道：“新四军久在沙家浜，这棵大树有荫凉，你与他们常来往，想必是安排照应更周详？”阿庆嫂则以一个地下工作者特有的洞察力看透了刁德一的蛇蝎心肠，只见她不慌不忙，若无其事地唱道：“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 这段由民间生活语言提炼出来，通俗晓畅、韵律铿锵的唱词如行云流水般地干净利落，从而在茶馆老板娘阿庆嫂热情周到，圆通灵活而又带有几份泼辣的性格特征以及她那非凡的胆略和才干表现的淋漓尽致。戏每次演到这里，全场总会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此外这场戏还采用“背供”对唱的京剧传统形式，展现了阿庆嫂、胡传魁、刁德一三个人物不同的心理活动和性格特征，十分精彩。

　　传统京剧如何适应地反映现代生活，这是现代革命京剧的一个难点。传统京剧里各种角色行当都有一定程式，它是演员创造角色人物基本语汇，但用它们来表现现代生活内容往往会显得不相适应。因此编导在艺术构思地、创造剧中人物时，大都以与之相对应的行当唱腔和表演方法作基础或借鉴。京剧《芦荡火种》中的阿庆嫂、郭建光、胡传魁以传统京剧的旦行、老生或生行和化脸行为为基础，然而对于剧中刁德一这个人物的设计，大家却有些犯难，因为他在传统京剧中既非丑角，又非生角，亦非净角，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行当。几经研究，编导最后根据这一人物社会身份作了相应的艺术处理，即唱念以老生行当为基础，而剧词运用和舞台语调唱腔、唱法则着重突出他汉奸参谋长身份和阴险毒辣狡诈奸滑的性格特点，效果很是不错。

　　为了演好自已的角色，在编导的指导下，演员们对自已所演的角色也是费尽心机，人累瘦了，眼睛熬红了，但戏却是越排越到位，越演越精彩。郭建光的英勇、阿庆嫂的机智、沙奶奶的气节、胡传魁的匪气、刁德一的奸滑通过演员们那高超的演技而展露得淋漓尽致。饰演刁德一的马长礼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提炼出足以表现角色形象性格的动作和姿态也对强化这一人物的艺术形象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他饰演的刁德一出场时斜着身子，一只手臂似僵在身上，鼠窜似的直奔台口，面部表情半阴不阳似笑非笑，时而挺直身子缓步思索，时而猫着腰迅速前行，这一组艺术化的动作和传统的生丑表演身段相结合的形体结合，形神兼备地刻画了刁德一外观形象，从而将这一人物丑恶本性表现得入木三分。扮演阿庆嫂的赵燕侠本工花旦，便如果全用花旦的表演程式来表演阿庆嫂就不尽合适，赵燕侠经过一番揣摸，决定从人物性格出发来塑造人物形象，同样获得了成功。

　　梅花香自苦寒来，经过剧组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革命现代京剧《芦荡火种》终于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展现在京剧舞台上。1964年3月底，彭真重新审看了该片后，大为赞赏，连声说“你们改得好，演得好”并当即批准《芦》剧对外公演。这次北京公演获得巨大成功，连演一百我场还欲罢不能。《北京日报》还专门为此配发了社论，称：“京剧《芦荡火种》既成功地表现了现代革命斗争生活，又不失传统京剧的浓郁韵味，是京剧表现现代生活的一次成功尝试。” 4月27日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陈毅、陆定一、邓子恢、聂荣臻、张治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同样给予了高度评价。《芦荡火种》的成功给了剧组全体成员以极大的鼓舞，而最令他们感到激动和难忘的是毛主席观看芦剧的情景和对他们的鼓励。

　　毛主席平时很喜爱京剧，对于京剧如何演好现代戏也是非常的关心，并曾经与京剧界人士专门就京剧如何演好现代戏进行了会谈。1964年7月23日晚，毛主席在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陪同下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他看得非常认真、入神，看完后又与剧团编导和演员进行了座谈。在肯定了《芦》剧的同时也提了几点重要意见；一是觉得剧中新四军的音乐形象不饱满，要鲜明地突出新四军战士的音乐形象。二是军民鱼水关系不够突出，要加强军民关系的戏。三是芦荡火种结尾不合适。原沪剧芦荡火种的结尾是新四军利用胡传魁结婚，化装成吹鼓手、轿夫，搞出其不意的袭击。汪曾祺在将其改编成京剧时也是如此处理的。毛主席认为，这样一来，结尾成了闹剧，全剧就成为风格不同的两截子了，应该改为新四军正面打进去。他对剧组同志说：“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用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打进去。戏是两截，改起来不困难，不改，就这样演也可以，戏是好的。”在谈到戏的名称时，毛主席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名，我看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在谈到京剧的唱词时，毛主席又说“京剧要有大唱段，老是散板、摇板会把人的胃口唱倒的”。想不到毛主席对京剧还是这么有研究，大家不禁为主席对京剧那独到的见解而暗自佩服。而毛主席对京剧《芦荡火种》的肯定和那中肯的修改意见，再加上他那和蔼而又风趣的言谈举止使大家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在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观摩后，剧组人员薛恩厚、阎肃、杨毓等又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的修改。新修改的戏大大加强了郭建光的戏，并将结尾由原来“由阿庆嫂带人化装成送新娘队伍混进敌营歼灭胡传魁一伙”改成郭建光率队连夜奔袭，攻进胡府。剧名也根据毛主席的建议改为《沙家浜》。

　　继北京公演后，《沙家浜》又在全国进行巡回演出，所到之处，观者如云，好评如潮。1970年，《沙家浜》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纪录片。《沙家浜》也随之从城市走向农村，《沙家浜》成为全国亿万观众一道丰盛的精神食粮。《沙家浜》之所以受到人们欢迎，除了艺术上的因素外，还是由于它的情节和人物是在真实的基础上塑造、提炼出来的。《沙家浜》演出后，有人对号入座将刘飞说成是郭建光的原型、也有人将新四军第五路军参谋长夏光说成是郭建光的原型，还有人将新四军六团政治处主任黄烽说成是郭建光的原型，并将戏里的胡传魁等同于忠义救国军的胡肇汉。其实郭建光是文艺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是三十六个伤病员英雄群体的代表，其中夏光在伤病员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带领伤病员紧紧依靠阳澄湖人民跟日伪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作者创作时用了他的“光”字，但郭建光是群体代表，不是指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人。对此，刘飞将军说：“郭建光是36个伤病员光辉形象的集中体现”。

　　1971年9月23日至29日，应朝鲜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邀请，《沙家浜》与《智取威虎山》一道在朝鲜国庆间赴朝演出20余场，金日成元首还与演员们亲切合影。

　　从《我们是游击兵团》到沪剧《沪荡火种》再进而改编成京剧，《沙家浜》从北京走向全国，成为妇孺皆知，人人皆爱看的戏，它的成功凝聚了众多艺术家心血。然而在文革中，江青却说这部戏是他一手操办起来的。虽然江青将上海的沪剧《芦荡火种》通过文化部推荐给了北京京剧团，但她本人开始并没有参与进来，看了首排表演后，她更是不闻不问了。后来戏演成功了，她便又想据为已有。一次他突然来到剧场，对剧团领导和演员说：“这个戏是我管的，我给你们排戏！”。江青插手京剧《芦荡火种》后，按个人爱好来修改，且常常朝令夕改，搅乱了正常排练进程。她在剧中贯彻“三突出”思想（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中心人物）并删去了原剧中富传奇色彩的情节，消弱了该剧的生动性。不仅如此，她还对主创人员进行迫害。演阿庆嫂的赵燕侠一次带病排戏无意间得罪了江青，被江青在首都万人大会上点名批判，并剥夺了演戏权利。

　　尽管江青的插手给京剧《沙家浜》》留下了许多遗憾，但瑕不掩瑜，凝聚了众多艺术家心血的《沙家浜》自它诞生之日起，便象一面火红的旗帜高高飘扬在革命文艺舞台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为祖国繁荣富强而奋斗！如今，多少年过去了，人们还是怀着崇敬的心情从四面八方来到《沙家浜》，追寻当年三十六个伤病员和阿庆嫂沙奶奶们共同战胜顽敌渡难关的英勇事迹。当你漫步在《沙家浜》这块革命先辈曾为之流血牺牲的土地上，看到那芦苇中那一幢幢漂亮的小洋楼和孩童脸上那灿烂的笑容，想必你不难体会到如今“沙奶奶”“阿庆嫂”的后代们正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着美好的未来。

　　“全凭着劳动人民一双手，画出了锦绣江南鱼米乡……。”我们相信，在《沙家浜》精神的鼓舞下，《沙家浜》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祖国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本文转载袁成亮的《红色经典诞生的台前幕后》一书中的文章，本书以纪实手法介绍了<红色娘子军><上甘岭>等一批红色经典诞生的经过,文笔流畅,有较强的可读性,在相关刊物上发表后受到读者,尤其是中老年读者欢迎.